几周前，伦敦大学(London University)一些理工科学生抛给我一个问题：“过去，我们专业很多人都到银行工作，但如今看来，这是个十分糟糕的主意……在你看来，将来像我们这样的毕业生，工作机会在哪里？”

是呀，工作机会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如今极为重要——不仅是对于当今的学生，对于西方各国的政策制定者亦是如此。直到3年前，聪明、有数学头脑的学生还想当然地认为，投身复杂金融领域、创造债务抵押证券(CDO)之类的结构型产品，是致富和成功的捷径之一。

但如今，这些CDO梦想已经破灭。到去年年底，大型西方银行已裁员逾12.5万人。自那时起，又有数千人失去了工作，其中许多人出自高端金融业。管理咨询业（目前也正在裁员）人士猜测，在危机结束前，全球可能还会有约30万个与银行业相关的职位消失。

鉴于两年前伦敦金融城据称雇有约35万名金融工作者，上述数字相当惊人。换句话说，整个金融大军正在遣散——不论年龄和职衔。

一些乐观主义者（和学生）希望，目前的趋势实际上是暂时性的。然而，历史显示的却是另外一回事。例如，让我们看一下两名驻美国的经济学家托马斯•菲利蓬(Thomas Philippon)和阿里尔•雷谢夫(Ariell Reshef)近来所做的一些有趣的研究——有关20世纪银行业和非银行业人力资本及薪酬走向。

分析表明，在上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初之间，金融业的薪酬和技能水平与商业及专业服务领域中其它行业大体相当。但从90年代初起，金融业的薪酬飞涨，技能水平大大提高。到2006年为止，银行家的薪水是其它可比行业雇员的1.7倍。毕业生蜂拥进入金融业也不足为奇了。

但更有趣的是，该研究还显示，上世纪20年代，金融从业者的薪酬和技能水平相对于其它商业领域也出现了几乎同等幅度的增长。直到30年代末，或者说是华尔街崩溃之后，银行业的薪酬和技能才回落至与其它行业相当的水平（这种状态维持了近50年）。

这蕴含着两层有趣的意义。其一，这说明，本世纪以来金融业对聪明毕业生的吸引力，与现代金融技术的内在挑战几乎毫无关系。毕竟，上世纪20年代并不存在CDO和“火箭工程师”。相反，菲利蓬指责过度的去监管化，或者泡沫。

但其二，数据还表明，如果历史正在重演——也就是说，银行业变成一个监管严密、利润微薄的行业——那么银行家的相对技能和薪酬可能多年都会维持在低水平上。换句话说，下一个十年看上去可能就像上世纪50或60年代，当时，银行家的报酬与其他人相差无几。

这或许会令金融家感到恐怖。但这也可能播撒一些希望的种子。毕竟，如果金融业不再独揽最聪明、最出色的人才，那么其中一些人就可能转向其它更有生产力的领域——这对经济有好处。

部分被“遣散”——或者说解雇——的金融家拥有扎实的理工背景和闲置资金。在理想的情况下，他们会是为制造业、信息技术或其它高科技初创公司——欧洲尤为迫切需要这种企业——出力的理想人选。

美国同样短缺工程师。例如，制造工程师学会(SME)估计，美国每年需要10万名工程学毕业生，但实际上只培养出7万名左右。该学会在一项针对大学生的新广告活动中指出：“工程师通过解决问题来创造实际财富，而非通过玩弄市场来创造‘纸上'财富。”

美国和欧洲的公共部门，也可能受益于高技能、精通金融的管理人才的大量涌入。特别是，扩大监管人才基础，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出发点。非营利和教育部门同样需要更多聪明、高技能的雇员，特别（但不仅）是英国等地区。

这些人才转移是否会真的发生？要判断这一点仍为时过早。经济中一些部门已在顺势而动。伦敦金融城发起一项活动，劝说前银行家们当物理教师。在纽约，市长办公室同样正在拟定华尔街员工再培训计划。

但令人失望的是，迄今为止，此类努力仍只是个别行为。多数政策制定者依然更热衷于痛击银行家，而不是考虑一下如何以一种经济上合理的方式来利用他们。就一些被震昏了头的银行家而论，他们似乎更乐意在海滩上闲坐着，愚蠢地希望当前的裁员不过是暂时的。

但那些问我职业问题的理工科学生，至少已开始用脚来投票。其中一名学生（勇敢地）表示，他仍希望成为一名银行家。但他的多数同学正在科学界或工业找工作（目前“绿色科技”显然是个时髦行业，就像衍生品过去那样）。让我们祈祷他们成功吧——不仅是为了他们自身的职业，也为了整体经济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