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立宪制是当今世界政治格局中一个重要的政权组织形式,这一政体在许多国家得到巩固和发展。我们国家曾有过君主立宪的端倪,最终却与其失之交臂。
19世纪末的百日维新让中国显现一丝民主的曙光。以康有为、梁启超以及戊戌六君子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旨在推动政治改良的变法维新运动,最终目标是实现君主立宪政体。但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旋即被无情的扑灭了,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变法毁于一旦。而与此同时,日本的明治维新却取得了成功。历史总是如此遗憾,假如我们变法成功,顺利实现了强国,世界格局或将大变,国人后来也可免遭日寇涂炭,中国或成世界超级大国也未可知。然而历史从来没有假设,还是来谈谈中国何以没有完成君主立宪之路吧。
历史学家惯常把戊戌变法的失败归因于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势力的阻挠和破坏。这只说出了其然,而不是其所以然。最可耻的是,有些所谓学者评价戊戌变法“是一群不成熟的知识分子,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缺乏足够认识,仓促进行激进的政治改革,以至于失败”云云,这全是些被阉割的没有血性的酸文人在乱嚼舌根子。好一个“仓促进行激进的改革”,殊不知当时中国是什么情形?清廷与列强屡战屡败,以至于丧权辱国。有识之士不忍国土惨遭践踏,以期变法图强,拳拳报国之心何等高贵?在列强环伺之下,此时不变法,更待何时?谭嗣同们疾国家之为难,甘为变法流血,慷慨赴难,这难道是“不成熟”?维新派心照日月,恳请某些学者不要用屁股说话。
变法到底是失败了,那么慈禧之流为何这般顽固呢?实有原因可循。
据说慈禧当初也是支持变法的。她曾对光绪说:“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不过慈禧的“变法”基本上是沿袭“同治中兴”的“中体西用”而已,她是绝对不会允许变法触及政体的。而光绪帝的变法过于激进,触犯了满清贵族利益,遭到强烈反对,动摇了清廷根基。慈禧眼见情势危险,转而打压变法,指斥维新派“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但变法已成大势,广受拥护,维新派与旧势力一时势同水火。为遏制顽固势力的阻挠,顺利推行变法,维新派只能铤而走险发动政变,结果惨遭失败。在此,我想占用一点篇幅对变法者歌颂一下:百日维新虽遭失败,但他们变法图强的主张已深入人心,唤醒国人为争取自由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变法是强国的必由之路,为什么清廷旧势力视之为洪水猛兽,慈禧甚至不惜与光绪“母子”反目也要阻止变法呢?深层原因是清廷对民族矛盾的忌惮。
满清是少数民族政权,自入主中原以来,为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对汉人犯下了种种罪孽:亡明过程中的野蛮屠城、圈地运动使汉人流离失所、剃发易服使汉人饱受屈辱、大兴文字狱迫害无辜、镇压太平天国时7000万人死于战乱、剿灭义和团等等,这些必然造成尖锐的民族矛盾。反清复明运动即便没能成气候,但这种思潮广泛存在于汉人的内心深处,也是个不小的威胁。倘若一任推行激进的变革,皇权一旦被架空,满汉之间的仇隙保不准那一天就会爆发出来?满清的所作所为将不可避免的遭到清算。民主是满清政权的软肋,以慈禧为首清廷旧势力知道失权的后果,实行君主立宪制,无异于自戕。他们阻挠变法,与其说是顽固,毋宁说是害怕。那时的光绪,在清廷旧势力眼里显得非常幼稚,或者说有些叛逆,当然会遭到慈禧毫不留情的打压。
抛开技术性的偶然因素之外,这也许是我们错过君主立宪制的主要原因。
因此,我们不妨假设,如果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是汉族政权,中国或可顺利走上君主立宪之路。因为没有民族矛盾的羁绊,这件事一定好办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