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感到忧虑的是徐阶。他素来知道高拱是个眦睚必报的人，当年拱掉高拱确实是做得狠了点儿。
　　
　　徐阶的三个公子在乡里胡闹得够了，也遇到了大麻烦。铁面清官海瑞，于隆庆三年六月任应天巡抚，开始清理大户兼并民田事宜。他脖子一挺，放出话来：“法之所至，不知其为阁老尚书家也！”巡视所过之处，向他告状，自诉被乡官夺了田产的老百姓，竟然有几万人！
　　
　　海瑞平日最恨的就这个，你肉山酒海的我管不了，居然还不让老百姓吃口饭！于是`，他“力摧豪强，抚贫弱；贫民田入富室者，率夺还之。”（《明史-海瑞传》）这景象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一群穿制服的公差，如狼似虎地闯进大户家，掀桌子，抖手拷，勒令退田。这实在是超越了我们的“常识”——制服人员怎么会向强势力群体耍威风？
　　
　　徐家三公子急忙向张居正写信告急。张居正回了一封意味深长的信，他说：“群众情绪近来是比较厉害，等海公到了你们那里，我当写一封信给他委婉疏通。至于师翁，他年纪大了，可能会受不了这场面，你们千万要日夜好好保护。”然后是一句很含蓄的警告，“事有可了者，宜即自了之。”不要给自己带来后患。
　　
　　言之凿凿，你们听不懂就算了。
　　
　　不管张居正是怎么赞同海瑞的做法，老师的面子还是要顾及的。高拱“复辟”以后，张居正得知徐阶终日惶惶，还特地去信嘱咐后任的应天巡抚去安慰一下。至于前任海瑞嘛，“其施虽若过当，而心则出于为民。”他退田是为了老百姓。老百姓啊不容易啊！知道吗？“霜雪之后，少加和煦，人即怀春”，你总要给人家一点点温暖。
　　
　　应该说，张居正在处理这些事上，原则与人情都照顾到了，无可挑剔。
　　
　　不出徐阶所料，高拱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算前徐大相国的所作所为。高老只有一个原则：一切反其道而行之。明朝的官官相轧，好像世世代代都是这一个原则。
　　
　　你徐阶启用的人，不论好赖，我通通给你拿掉。你徐阶逮捕了许多方士，说他们制作假药害死了前皇帝，我就偏要为他们说情：“先帝晚年有病，毕竟是善终，不是暴卒。说先帝为方士所害，天下后世将怎么看待先帝？我高某请求法司改判！”
　　
　　他把徐阶赖以立足的根基《嘉靖遗诏》全盘推翻，那是假的！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他摸透了隆庆的心理——先帝虽然毛病多多，但批评多了，皇帝还有什么权威？所以，再不许批评！
　　
　　所幸隆庆头脑还是清楚的，他也就做到放了方士为止，并没有掀起反攻倒算的大狱，从而把高拱的清算活动大大打了折扣。当年追随徐阶的人，一个也没受到追究。
　　
　　可怜当初最初最先跳出来攻击高拱的给事中胡应嘉、欧阳一敬，听说高拱大人要出山，都因忧虑过度，吓死了。
　　
　　看来，隆庆还是很不错的。生活上腐败得一塌糊涂，政治上清明得洞若观火，这是一个奇皇帝！
　　
★★★　　　
　　
　　但是风向毕竟变了，朝中一些原来依附徐阶惟恐不及的官员，现在立马掉头，猛拍高拱马屁，拼命罗织徐阶的罪名，以洗刷自己，以表示咸与维新。人间的老套大抵相似，“恶政”一除，我们居然发现全是受害者！昔日穷凶极恶之徒，今日也来控诉受迫害的委屈，人之善变，不亚于乌龟穿脱马甲。
　　
　　徐阶与高拱两人，都还不是恶徒，互相较量，即使落败了也还可不失绅士风度。反倒是他们各自养了些有奶便是娘的东西，致使他们在狼狈时，被这些“叭儿狗”再三折辱。恶狗总是比主人还凶，何朝何代，无不如此。其丑态百出，令当时的人也感叹：“宦途真市道哉！”（《国榷》）做官也是有行情的啊，看涨时有多少人趋之若鹜，看跌时就有多少人弃你如破鞋！
　　
　　海瑞也加入了倒徐的大军。但他与众人截然不同，一如既往，为的是信念而不是利益。对昔日曾为他缓颊的大恩人徐阶，也一点不留情面，对徐家夺人田产的事“痛裁之”。这个人，当初读书时读得太专注了，到现在还以为——既然讲孔孟，就不应该害民。他哪里知道，孔孟也有真孔孟和假孔孟之别，而且数来数去还是假的居多。
　　
　　退田的官司接二连三，公差不时上门来逼。徐阶的儿子哪里见过这个，从来没想过自己也会受压迫。于是慌了手脚，嚷嚷着让徐阶想办法，弄得老爷子狼狈不堪。徐阶原想，只象征性地退一点了事，但海瑞不干，坚持起码要退回一半。他开导徐大人说：“你不这样，这些‘刁民’怎肯罢休？为富不仁，对您又有什么好处？”
　　
　　我们海大人是很懂得逻辑学的——有豺狼心肠的富人，才有不讲理性的“刁民”。人之初，性本来并不是这么恶的。
　　
　　看见刚退职的大学士尚且不保，江南一带的豪强知道大势不好，纷纷远走边地，以避群众运动。太阳终于打西边出来了，“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矣！”（李贽《续藏书》）
　　
　　千年的秩序，就这样被海大人一朝颠覆。如此看来，海瑞之所以流芳百世，自有着人心的向背。世世代代真心感念他的，恐怕都是些草芥小民。小民们没读过孔孟，但他们也知道“民为贵”的说法。可是，三千年啊，有多少官升官涨，蘑菇一样生生不息，肯这么为老百姓做主的，怎么就这么一个海青天？
　　
　　不过，小民的欢乐，总是转瞬即逝的。盘根错节的老树，绝非一人两人之力就可以拔除。海瑞领导的退田运动，到隆庆三年底，遭遇了豪绅的强烈抵制。徐阶的三个公子以重金买通言官，反诬海瑞是“沽名乱政”。当惯了大少爷的他们，依然狂妄，说：“千金能去一抚臣，则钱亦神矣！”
　　
　　有钱就能把省长扳倒，无怪公子们要丧心病狂地敛财。
　　
　　转过年，到了二月，海瑞果然被罢官。这位海大人，连皇帝他都不怕，面对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却只能连呼“奈之何！奈之何！”
　　只有高拱根基牢固不怕事，他接过手来，继续清查。对海瑞，他也说了几句公道话。
　　
　　他说：海君做的事，说完美无缺，当然不是；说它一无是处，也不对头（好个辩证法）。他过激、不尽人情，当然不可；但凡是他为民做主的举措，就全部废掉，则尤其不可。要是全部翻过来，弊端仍将在，而民心则尽失，这绝非国家之利。
　　
　　作为一个当国者，高拱是清醒的。谁在动摇这个国家的基础，他一清二楚。“民心”这个东西有多重要，他也一点儿不含糊。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总认为天底下最可恶者，恰恰就是“民心”。人和人，一样的脑组织，产生出来的思想真是有天壤之别。
　　
　　对于徐家的不法情事，高拱让言官出头向皇上检举，随后应天巡按就逮了徐家的三个小子。高拱又专门委任了一个人来穷追到底。这人是他的门生，前苏州知道府蔡国熙，此时正离职在家。高拱将他起复，不久又升为苏松兵备。高拱指示应天抚按，凡是控告徐阶父子的事，都交给蔡大人来办。
　　
　　官府严厉，百姓汹汹，徐大老爷算是掉进深渊里去了。几次自杀，所幸未遂。徐阶的儿孙被整治得昏天黑地，牵着他的衣襟号泣。徐阶仰天叹道：“我不过勉强逃过一死，哪里还能保你们活啊！”悲惨之状，如坠地狱。
　　
　　徐阶在做官之前，家里不过一普通读书人家，17年大学士当下来之后，家中田产竟累积到二十万亩，其富甚至超过严嵩。他虽然不收贿赂，名誉尚属清白，但时人对他以权势谋财的行径，还是早就有非议的。
　　
　　昔日权倾一时，今日被人追索，分明是冰火两重天。不知他心中可有悔恨？
　　
　　当官当昏了头的人，从来不认为自己会倒，以为全世界的人都只会朝他笑。今日事，够他铭记三生的。只可惜，这个宝贵教训对他已经永远没用了。
　　
　　★★　　
　　
　　清查进行了两年多，前首相徐阶贪财之名，哄传天下，三个逆子也被发配戍边。一世的清名，全毁了。所幸高拱还是个讲“费厄泼赖”（绅士风度）的人，后来决定收手。张居正此时也极力主张罢休，多少对他也起了一些作用。
　　
　　于是高拱屡次致信苏松地区的当道者，要求对徐阶与其儿子给予宽容，其辞颇恳切，说是“必望执事作一宽处，稍存体面，勿使此公垂老受辱苦辛，乃仆至愿也”。
　　
　　高拱之所以没有“追穷寇”，就在于他认为目的已经达到。徐老大人既已尝到欺辱百姓而遭的报应，也就算了。
　　
　　他在与别人谈及此事时，曾经说道：“华亭（徐的别号）之事，一切忘却。”徐阶已不复当日气焰，“黄粱已熟，大梦已醒”，让他自己回味去吧。
　　
　　后世史家多认定高拱对徐乃是挟嫌报复，说“拱再出，扼阶不遗余力”（《明史-高恭传》）。我以为，他的报复心理固然有，但从其为人来看，这样做，也有他向来容不得违法乱纪的因素。前因后果，总起来考察，高拱做得还是相当磊落的。
　　
　　徐阶有幸，终不至于死掉。后来高拱下了台，他便一直在张居正的护翼之下了，晚年倒也无事，而且，是死在了张居正的后面。
　　
　　世事何是梦？何是真？老人家自是领略到了真味。
　　
　　再说高拱回阁后，仅居于李春芳之后，是为“次辅”，但他的权力资源无人可比，行事也就无所顾忌，实际上已具有首辅的威力。这时候，自然该下手来清理内阁这个牛圈了。当代有人评论说，高拱是个一流的政坛“拳手”，往日令张居正一筹莫展的人事，高拱一来，便挨个儿“修理”。仅仅两年左右时间，文渊阁内，就被他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紫禁城内靠东边的文渊阁，原本是个藏书馆，明成祖正式成立“内阁”那会儿，没有办公地点，就借用了这里。后来是干脆与这个皇家图书馆合署办公。最后，皇上又下令给文渊阁添了几间平房，成了内阁正式的办公署。
　　
　　高拱曾在这里受了徐阶不少窝憋气，今日，环顾左右，也是不顺眼的人多——这样天天讲“之乎者也”的内阁，还能办什么事？于是，他又来了倔脾气：知道我是谁吗？有我，就不能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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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强悍精明的人，一回来，势必和另一个自负也颇高的赵贞吉形成对峙。说起来，他面对的还是一个徐阶遗留下的老班底；赵老夫子、李大状元、张小相公，都曾是徐阶口袋中的人物。
　　
　　李春芳无主见，事事退让，先搁下再说。张居正谨小慎微，又与高拱毕竟有不浅的渊源，看来似可以为谋。只有那个赵老头，既是徐阶提拔的，又对徐阶倾心敬仰，新的内阁混战自然是拿这个老头开刀。
　　
　　内阁充满了战前的紧张空气。首先忍受不了的，反倒是高拱的昔日袍泽——陈以勤。他虽并未卷入政争，但对高拱主持吏部的做法大有异议，不断上疏旁敲侧击，这当然触怒了高拱。不过高拱念及旧谊，也仅仅一个不理睬就是了。最终，他觉得无法作为，于隆庆四年七月归老田园了。
　　
　　在高拱入阁后，赵贞吉见高拱掌了吏部，权势太大，便也经过活动，兼管了都察院，成了科、道领袖，一时与高拱成双峰对峙之势。
　　
　　隆庆对他们两个都是青眼相加，委以重任。也的确，有这两个人给他看家，他尽可以放心，只管夜夜金樽美酒花姑娘了。
　　
　　可是，在咱们中国，像“一山容不得二虎”这样滥俗到家的俗语，往往包含的是千古不移的真理，比孔孟还要接近真理的核心。
　　
　　高拱与赵贞吉，若真是能如隆庆所愿，携手并进，那还真是大明朝的至福。可惜，两人从来就没有好好合作过一天。随着隆庆皇帝发出的一道整治科道的命令，两人立刻撕破脸皮，兔起鹘落，大打了一番。
　　
　　强手过招，招数之凌厉不说，还带有某种喜剧性。明朝人，这回好好的看了一场文渊阁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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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人在朝中的势力，可以说是各领了一支精锐军团。高拱，掌管的是人事系统。他的吏部，分管的是官员的注册、定级、考核、授衔、封赏之事，是往上抬人的。跑官的人，就要往这儿跑。不过在徐阶任吏部尚书之前，吏部的官员们有个很严格的不成文规矩，就是决不与百官接触，自成体系，省得老有人半夜敲我们家门。
　　
　　赵贞吉管的是科道。科，就是“六科”，其职能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了。道，是都察院系统的简称。之所以称为“道”，是因为都察院下设了“十三道监察御史”，负责当时十三个“省”的监察之职。这是个“条条系统”，不受地方牵制。他们管的是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纠正冤狱的事情，是往下“砸”人的。这两大部门，在明代公文里常常合称“科道”。其官员，就是具有极大杀伤力的“言官”。
　　
　　科道里面绝大部分都是小官，六科都给事中（科长）仅仅是个正七品、一般给事中只有从七品，跟个县长差不多。监察御史也是正七品。官阶虽小，却可以弹劾一、二品的大员。这是古代行政制度里有名的“小尅大”原则，是为了防止官大了谁也管不了，腐败一暴露就是千万贪污犯。皇帝就拿这些“小萝卜头”盯着你，一动就检举你，有利于高级官员的防微杜渐。
　　
　　这科道官员也有权力批评和劝阻皇帝，话说多了皇帝往往不爱听。虽然皇帝也明白“良药苦口”，但哪个疯子喜欢天天有人骂他呀？
　　
　　好脾气的隆庆就是让言官们给骂急了。一开始，他还能礼贤下士，有一次，御史詹仰庇曾经上疏劝隆庆不要疏远皇后，不该把皇后禁闭在别宫里，都憋出病来了。这不是管到皇帝的家里去了么，隆庆只是批了几句话，说：“皇后身体不好，去别宫是为了养病。你哪里知道内廷的事，光在那里胡说八道！”也就完了。换了嘉靖，那还不得打烂屁股！
　　
　　可是隆庆忍耐了四年，不想再忍了。这次是因为御史叶梦熊上疏引用宋时典故不当，隆庆大怒，借题发挥，直接下诏（没通过内阁票拟）说：“科道官一向放肆，欺乱朝纲。”要求对科道官员四年来的作为来一次彻底考察。一天到晚说别人，你们自己难道没问题？
　　
　　这里所说的考察，跟我们今天的意义略有不同，含有“整风”、“追查问题”、“过筛子”的意思，是有罪推定。
　　
　　这是皇帝对言官的一次总清算。言官们平时那些猫腻，他也多少明白一些，不信查不出你们问题来。
　　
　　这道圣旨一下，最高兴的是高拱。隆庆元年他被赶下台，就是这帮言官捧徐大老爷的臭脚，起哄起的。这次出山，还始终没倒出手来雪耻呢。叫你们叽叽喳喳，今天要你们原形毕露，以前那是时候没到。
　　
　　这个晴天霹雳，把赵贞吉的阵营吓得不轻，他感到义不容辞，便上疏反对。说：“因此一人，遂波及于诸臣，并及前四年之诸臣，一时众心汹汹，人人自危。”我对此甚为忧虑，因此不能保持沉默。“
　　
　　老家伙说得也很有道理。他说，我翻了翻花名册，自陛下上台以来，科道的官员先后有二百多人，中间难道就没有赤心报国、忠直敢言之士吗？我们老祖宗设立科道，就是为了让他们“风闻言事”，听到什么就说，对与不对，还有执政大臣把关、皇上你亲自上裁呢！纵有不当，责罚也仅仅止于说错话的人。哪里听说要将好几百号人通通加以审查，一网打尽，这不是要重蹈汉、唐、宋乱政时的覆辙，不让人说话了吗？
　　
　　此疏一上，众言官精神为之一振，赵老爹，您说得好啊——大家都伸长了脖子看下文。
　　
　　高拱恨言官不是一天两天了，见老赵要“护犊子”，当老母鸡，不禁大为恼火，立即上疏说，既然皇帝您发话了，那就得执行。除三品以上的都察院首长可以自纠自查外，其余监察人员都要查一遍。到底有没有徇私舞弊的？不仅现在查，将来还要随时查。你们这些言官，好事干得不多，无非是些“公室之豺狼、私门之鹰犬而已”！（高拱《本语》）
　　
　　不过，争论是争论，考察还是如期开始了。
　　
　　考察一开始，两人立刻进入短兵相接。有时为一个人的去留，在文渊阁从早上争到大中午，口干舌燥。
　　
　　老赵这回是拼了，就是要保护自己的干部。
　　
　　★★★
　　
　　平日里我等微末草民。可能很少去考虑“真理”究竟是什么东西？其实真理就是酸枣刺，它是两头尖。方向虽不同，刺人可都疼，哪一头都可以刺着人，关键是看你用了哪一头。
　　
　　老高和老赵，就这样各执一端，狂怒地向对方使狠手。
　　
　　“我说得不对吗？你这个老家伙。看刺！”
　　
　　“我说得也没错啊！疯狗，接招儿吧你！”
　　
　　两位大佬在文渊阁杀红了眼，完全失去了理智。
　　
　　高拱提出了一份惩治名单，要把赵贞吉在科道的亲信一概罢黜，我要让你变成个没毛的鸡！
　　
　　赵贞吉立刻反制，也提出了一份名单，要把高拱的狐群狗党通通摘乌纱帽。看你个小样，难道我平时是聋子、瞎子？
　　
　　双方这下子僵住了，估计哪一伙的屁股都不干净，拎出任何一个来都可以“见光死”。这两份名单要是一并执行，那这架打得也就没意义了，成了自杀式袭击了。
　　
　　于是有人站出来调停，两位老爷，有话好好说。调停的结果很快出来了：双方都歇菜，你不追究我的人，我也不去揪你的人。
　　
　　但是。高老有个附加条件，那就是：以前跟了徐阶跑、而现在又没投到你老赵门下的王八蛋，你就不要管了。
　　
　　这下子，高拱一口气贬斥了27个科道官员。这数目看来好像并不多，但是明朝的六科一共才40人，都察院“十三道”一共110人，整个国家的监察系统才150人。就这150人管着全国12万多官僚的违法乱纪问题。150人一下被干掉了27个，用当今时髦的术语来说，这落马人数的“增幅”或者叫“同比增长值”，也是很惊人的啊！
　　
　　还有以前弹劾过高拱，今日自知不免，不等你“考察”就自动辞职的，人数也有一批。
　　
　　这考察是秋风扫落叶，只要没有老赵庇护的，一个不留。高拱手底下，长期以来也拢住了一些言官，谁要是替被罢免的人说话就弹劾谁。瞄准一个、打一个，简直是一场政坛大屠杀。韦庆远先生在描述这场酣斗时，用了一个极其精当的形容——“阁内已俨然存在两敌国”（《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
　　
　　打完了小卒，还不解恨。高拱的门生、吏科都给事中（俗称“科长”）韩楫，蹦了出来，于阵中直取对方三军主帅。他上了个折子，弹劾赵贞吉在考察中营私，分明是“庸横辅臣”，无能而又专横。恳请皇上速速将他罢斥，以清政本，以明法典！
　　
　　这个韩楫，老早就是高拱倒徐的马前卒，场场恶斗都落不下他。
　　
　　赵贞吉心里恨恨：娘西皮！这高霸王，又放出这些赖皮狗了！于是，他立即上疏自辩。
　　
　　老赵满腔悲愤，振振有词：我说皇上，你看这姓韩的不是胡说八道么？人要是无能，就不可能专横。专横怎么可能是庸臣的特长？您信任我让我掌管都察院，我哪里敢不尽职？我认为，高拱本来就是内阁近臣，参预中枢机密，同时在外又掌握干部人事权，这权力也太大了。皇上您委任我管监察系统，不就是要我节制他的权力么？十个月以来，他歪曲考察本意，放纵大恶之人，昭然在人耳目。如果我还不出来说话，那可就真是庸臣了。人要像高拱这样，才谈得上专横。他姓韩的小子不就是想罢免我吗？行，但是请皇上在放归我之后，让高拱这家伙回到内阁来，千万不要给他这么大的权，省得让他到处结纳狐群狗党！
　　
　　好，连老将都给逼出来了！高拱见状，寸土不让，也立即上疏做了答辩。你个老不死的，就让皇上来评个公道吧！　

★★★　
　　
　　老赵的上疏言辞犀利，也充满了逻辑性。但是君主一般是不容易为逻辑所打动的。高高在上的时间久了，思维总是异于常人，明明眼前是哀鸿遍野，他看着也是一片太平盛世。
　　
　　而高拱的自辩，倒是很一般。无非是说，韩楫参劾赵阁老，是他的个人行为，绝非受我指使，而且我也没有放纵大恶。他强调的关键一点是，既然赵阁老这么看不惯我，那就请皇上将我罢免以谢赵老。
　　
　　高拱将完了赵贞吉的军，这是又在将皇帝的军了。他给了隆庆一个明白无误的信息：不是我走，就是他走！两只老虎，不可再处于一笼。
　　
　　若是换了勤快一点的皇帝，可能就会分别去做工作：都是肱股大臣，看我的面子还是和为贵吧。但是隆庆是个懒人，他喜欢快刀斩乱麻，很快地，诏书下来了，其中没提赵贞吉有什么错，只是对高拱表示：你忠诚辅佐，办事公正，是我的左右手，怎么能引咎辞职呢？好好干吧，辞职不予批准。
　　
　　满朝的人都在等待这个裁决，现在清楚了——高拱全胜！
　　
　　赵贞吉似乎感到很是意外。老头儿明白了，这是彻底输了。于是只好灰溜溜地夹起公文包走路，致仕回乡了。
　　
　　隆庆对高拱，是铁了心地信任。高拱的权力资源，可说是一等一级的。赵贞吉虽然也很受赏识，但恩宠的等级要低得很多。两人的强弱之势，非常明显。老赵最正确的战略，应该是采取守势。虽然你很强硬，但我没有破绽，你也拿我没奈何。而现在这种不顾一切的决战，胜负的结果只能有一种，老赵事先应该想得到。两个人拼的，不过是恩宠的等级——那隆庆是个听得进真理的人么？
　　
　　赵贞吉就这样走了。首辅李春芳痛心于徐阶的势力土崩瓦解，在这前后也走了。高拱如愿以偿升任首辅，同时内阁又补进了一个殷士儋。殷过去也是裕邸的一个讲读，现任礼部尚书。
　　
　　现在的内阁，很像是裕邸大讲堂的翻版了。
　　
　　“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也是个滥俗的民间话语，不过，你能说它概括得不对？所有的宏大话语，都是冠冕堂皇的，而在那后面藏着的，恰恰就是这些滥俗到家的真理！
　　
　　现在该论到高拱捻着胡须微笑了。“河清海晏”，如今的内阁还稍微有那么点模样。
　　
　　官场排挤人的手段，其实到哪里都是一样。连芝麻小官也都会。要想把你挤走，就给你制造不友善气氛。对自己人有说有笑，对你，则视若无物。无论你说什么，我就是一个反对。我这一伙里的人，哪怕是赖蛤蟆，我也要把他捧上天，而你，就是苏东坡再世，也能给你找出文理不通来。
　　
　　七、八品的小官儿，管的不过是十几个人，尚且要搞一统天下，就更不用说操持国柄的大佬了，那肯定是要把班子彻底“洗刷刷”。
　　
　　可是，班子还没有完全干净。这个殷士儋，倒还不是高拱一伙的。裕邸的旧人先后入相，他是进来得比较迟的，隆庆四年十一月才入阁。老殷升得慢，就疑心是高拱不肯提拔。这次入阁，走的是“中官”路线，来路不大光明。高拱有点看不大好他，看好的是自己的直接下属——吏部侍郎张四维。殷士儋见此情形，就疑心自己的相位八成是坐不稳了。渐渐的，对高拱，连杀的心都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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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士儋的背景，是隆庆身边的大太监陈洪，根子很硬，不大买高拱的账。高拱看他也是如鲠在喉，不耐烦之极。这时，忽而又有御史郜永春参劾张四维家庭出身不正，是个大盐商，过去有勾结官府、权钱交易的劣迹。高拱立刻疑心是殷士儋在幕后主使。
　　
　　紧跟着，就有韩楫等人上疏，对殷士儋走阉宦的后门入阁提出异议。殷士儋也认定是高拱在幕后主使，两人就此剑拔弩张。
　　
　　这一天，六科的给事中们会齐到内阁，按例和大学士们开碰头会。大家互相作个揖，然后开会，因此这例会的正式名称叫“揖会”。
　　
　　这下冤家正好碰了头。殷士儋走过去对韩楫说：“听说科长（原话如此）对我不感冒，不感冒可以，但不要被人当枪使！”韩楫未加理会。散会时，高拱忽然来了一句：“做事不合规矩哪行啊！”
　　
　　一听首辅这阴阳怪气的话，殷士儋知道这是在讽刺他“走内宦路线”，顿时勃然大怒：“你为了提拔张四维而压我，我没脾气。现在你又想驱逐我给那个家伙腾地方，是不是太过分了？你驱逐了陈公，又驱逐赵公，完了又驱逐李公，现在又来驱逐我。你这样子就能坐得稳这个座儿？”说着挥拳就要痛揍高拱。
　　
　　老高急忙闪开，殷士儋连续几拳打在了茶几上，竟“其声砉然”，也就是“嘭嘭”作响！
　　
　　文渊源阁里演开了全武行，张居正在一旁不能袖手，连忙来劝，也被殷士儋连带着一顿臭骂。
　　
　　这山东大汉倒是个敢作敢当之人。有人立马弹劾他不成体统，他也就挂冠而去，不再玩了。这是隆庆四年十一月的事，老殷仅仅在内阁干了一年。史书上说，他后来“退居里第，闭门却扫，不谈世故”，当卧龙先生去了。
　　
　　说来也巧，隆庆内阁先后落败的几位辅臣，陈以勤、赵贞吉、李春芳，包括最早高拱一派的那个郭朴，回乡后都能安居草野。或诗酒应酬，或徜徉山水间，很让当时的士人羡慕，以为简直可比“凤翔千仞”、“松柏后凋”的仙人了。
　　
　　他们的结局，很符合林语堂先生的“享乐人生”。看来，官场失败，绝非就等于人生失败。当官当到了顶的人，才能看得这样透。世间最躁进的，可能就数有些七、八品的“芝麻绿豆”了。
　　
　　“不知道腐鼠成滋味”啊，他们把那一顶小小的乌纱，看得可是很金贵呢！
　　
　　文渊阁终于平静下来。静日生香，年末的冬阳照在差点没被殷士儋砸碎的案几上，竟有一派祥和之气。
　　
　　高拱坐下来，再环顾四周：身边只剩下张居正张少傅一个人了。
　　
　　此刻，他最想对张居正说一句什么呢？
　　
　　我想应该是——“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拱耳！”
　　
　　来人啊！煮酒，煮酒！　　

　　
　　
　　【且看牛刀是如何小试的】　　
　　
　　诸位读史到此，一定看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隆庆九相”（隆庆末期，高拱又引进了一个高仪，因年迈多病干得不长，于万历元年死于任上）命多不好，数年的车轮大战，几乎人人都遍体鳞伤。两大派的主帅徐阶、高拱，在朝中本是举一发牵动全局的大人物，却都不免身遭重创，先后黯然还乡。
　　
　　在这锋芒杂错的刀光剑影中，怎么会看不到张居正的影子？
　　
　　他在前期为徐阶所庇护，避身于事外，倒也可以理解。徐阶倒台后，连累徐家班底接二连三被逐，张居正何以能独善其身？他是徐阶最为青睐的大弟子，与闻嘉隆转型时的国家机密，这事情中外皆知。那么，他是怎样在徐阶去后保全自己的？他与徐氏的渊源，犹如胎记，而能够使复出的高拱忽略这一点，容他在新内阁里安安稳稳地做少壮派，其玄奥又在哪里？
　　
　　我只能说，首先是因为他很幸运，其次是由于他很小心。能在隆庆内阁的行星大碰撞中，躲闪其间而毫发无损的，唯有他一人能做到。
　　
　　内阁两派，他是唯一与两边都有渊源的人，这是关键中的关键。
　　
　　他在高拱这一面，也有很深的渊源。裕邸旧人这一身份（感激徐阶吧），使他与隆庆、高拱都有了一层说不清楚而只可意会的政治血缘。他既是徐阶物色的接班人，同时又是高拱的亲密朋友。关系之铁，时人甚至用“刎颈之交”来形容。
　　
　　按常理说，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属于两个政治营垒，除非是间谍。而张居正，恰恰就具备两个阵营的特别通行证。
　　
　　属于徐氏，是因人事上的脉络，这在我们中国是一种牢不可破的关系。属于高氏，是因为观念上的契合，这在士大夫阶层中，又是一种物以类聚的癖好。
　　
　　加之张居正昔日又曾为裕王老师，使得他比别人又多了一个保护层。只要不犯大错，不陷入旋涡的中心，起码别人不可能在皇帝面前搬弄的了他的是非。因为隆庆对大臣，一是看得准，二是看准了之后印象就永远不改。
　　
　　说到这里，我们也许可以看出来了，正是他入相前的经历，把他造成了一个极其幸运的左右逢源者。也许，徐阶当年想到了这一点，也许仅仅是徐阶无意为之。总之，在一场又一场的乱仗中，确实是没有一块砖头是专门砸向他的。
　　
　　此外他得以自保，也源于他超乎寻常的谨慎。前期在徐阶的授意和卵翼之下，他遵循“不上前线”原则，你们尽管斗，我来坐战壕。战斗中，我只是个沉默的士卒，阵线上的面目很模糊。因此在徐、高之战中，两派均未得罪。
　　
　　但是，永远沉默也是不行的，时局一旦有变化，关键的时候一定要跨出一步。
　　
　　在高拱反攻倒算时，他若再模糊就已经不行了，因为已没有了可靠的庇荫。再含含糊糊，就等于自己是徐阶余孽，要被人指着鼻子逼问“为什么不忏悔”。因此，他这次有了态度，就是基本站在高拱一面。徐氏已大势已去，保住老命就算不错，在隆庆一朝绝无反攻的可能。以张居正之聪明，他没有必要去做无谓的殉葬。因为他的恩师，恰恰是他事业上的障碍、观念上的的敌人。此时局面已经明了，高拱迟早会清洗内阁，张居正所期待的“实学”用武之地就在前面，因此他当然会站在高拱一面。
　　
　　《明史-张居正传》可以为证：“拱至，益与居正善。”这个“拱至”指的就是高拱卷土重来；“益与……善”，就是两人关系越来越好。为什么会越来越好？刚刚我已经说清楚了。
　　
　　张居正这样做，是在走钢丝。他自己也说是“畏行多露”。怕言行表露得过多，被人抓住把柄。
　　
　　比如，在高拱“复辟”后，如果无条件赞同高拱的话，就有可能被徐派人马指为“卖师求荣”。所以必须出面为老师求情。但如果求情的分寸不当，又可能被高派人马视为非我族类。
　　
　　隆庆初年的那些日子，张居正可能有很多失眠之夜。
　　
　　所幸，他安然度过难关。我发现，他有一个基本的做法，就是，既与强势的一方保持一致，又要适度地同情弱者。这才是高明的左右逢源，而不是芝麻绿豆们的有奶便是娘。
　　
　　由于他是两大阵营中唯一与对方有渊源的人，因此失势的一方在危难时，需要靠他出面来缓冲。这个居间的身份，自然会让弱势者心怀感激。他也就因此洗脱了“背主”或者“卖友”的恶名。
　　
　　他为什么不湿鞋？因为他永远离河一尺。　　

★★★　　
　　
　　张居正是个热衷于执政的政治家，不是道德名臣，更不是圣人。他以权术立足，以事功为业。因此以完美品德标准来衡量他，无异于方凿圆抐，解释不了他的行为动机。
　　
　　过去蹉跎于故纸堆20年，今日相业已经到手，唯一遗憾的是内阁环境恶劣，不得伸展。那么他最基本的期望底线，就是不要被搞掉；第二愿望，则是廓清内阁、打造一个能干事的平台。
　　
　　当年未能站出来与老师一起玉碎、甚至事后也感到某种愧疚的原因，是为了保住底线（徐阶本人安插他入阁，期冀的也决不是让他玉碎）。而后热情迎来高拱出山，两人日益密切，则是为了实现第二个愿望。
　　
　　这样一个人，说他委蛇狡诈，违反本心，逢迎了自己并不赞同的势力，那是忽略了此人的复杂性。
　　
　　他是一个很典型的“红心白罗卜”。人事关系的交错，铸成了他这个奇特的身份。徐阶的人马，看到的是他的白皮儿，谅解他的苦衷。高拱这方面，看到的却是他的红心儿，因而欣然接纳。
　　
　　在历史转折的诡异之点，往往是“红心白罗卜”的人，方能不被淘洗掉，从而将历史惊人地推进一步。
　　
　　如果他没有这样的双重身分，而是非红即白，那么无非是跟李春芳、郭朴一样，与统帅人物一损俱损，政治上从此心灰意懒，以优游田园卒其一生。
　　
　　他不肯对高拱落井下石，为落魄的徐大老爷讲情，力助高拱清扫内阁，都是符合本心的行为，绝非为保全自己的违心之举。
　　
　　况且，以大明官场的利益纠葛，即使道德名臣，也不免有攀附强势人物之心。
　　
　　隆庆元年，广东道御史齐康上疏弹徐阶“二子多干请（帮人跑官）及家人横里中（横行乡里）”之事，徐阶以退为进，申请致仕，引起徐阵营的全面反弹，攻击高拱的上疏无日无之。如果仅此，高拱还不至于全线崩溃。恰在此时，直声满天下的海瑞放了一发重炮，直指齐康是受高拱指使，甘当鹰犬，目的不过是期望高拱登首辅之位，自己能捞到更高的官爵。海大人词锋凌厉，横扫千军，要求皇上果断罢斥高拱。
　　
　　连时代楷模都说话了，高拱立刻陷入了道德谴责的火牛阵，难以突围。最终，以告老回家完事。
　　
　　海大人的这次讲话，毫无事实根据，不过是滥用道德武器抡了一回，私心里也可能有依附徐阶强大势力的意图。事后，果然就有“应天巡抚”乌纱的回报。至于整治徐家少爷，那已是徐阶离职一年后的事了。整治徐少爷，现在看来，不排除有洗刷、撇清的嫌疑，不然不会做得那么绝。
　　
　　然而一切已晚，高拱回阁后，成为了实际上的首辅，海瑞虽已有“反戈”之举，但旧账不可能一笔勾销。三个月后，言官们刚刚对海瑞提出异议，海大人的官帽子就保不住了。整治徐少爷的事，由高拱自己接过来做了。
　　
　　后来张居正秉政，终身未启用海瑞，除了嫌他操切太过之外，对他在“反戈”中的薄情寡义无法原谅，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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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张居正在隆庆前期，是不是光顾着固宠保位了呢？否。资料证明，在几场大混战中，他都在关键的时刻，起了关键的作用，有时参预得相当之深。
　　
　　他的某些行为，显然与“君子坦荡荡”不符，或密谋于室，或吹风于耳，都或许有之。各类史书、笔记上记载得很多，这里也不必避讳。但从他入阁以后力图有作为这一主线来看，在登上首辅之前的这些机巧，实算不得大罪大愆。
　　
　　并且，我个人认为，正史或笔记上所说的，张居正“构陷”、“投隙”、“钩隐”、“乘间”，十之八九可能都是子虚乌有。
　　
　　下面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他在“隆庆混斗”中倍受人指责的几个小动作。
　　
　　先是高拱与徐阶酣斗被言官围剿时，沈德潜《万历野获编》说，张居正作为徐阶的门生，“为之调停其间。怂恿高避位。”意思是高拱中了张居正的招，不战自退。
　　
　　可是，高拱一走，内阁无为的状态将无限制地拖延下去，这于张居正究竟有何好处？
　　
　　我认为此事即使有，也无可非议。高拱那时被朝中当要津者和言官们集体抵制，已无转身的可能，硬挺下去，恐怕连隆庆也将不知如何措置。如果张居正确实劝过高避开，那也是出于理性的考虑。联系他此前不愿为徐提供攻击高拱的炮弹，完全可以推论，劝说高拱暂避锋芒决没有什么祸心，前后两个行为的动机是一样的——不愿意见到高拱遭受更大打击。
　　
　　如果说这样做是为了向徐阶讨好，那么我以为，以张居正与徐阶的亲密关系，张已无须以这类行动再去拍徐的什么马屁。
　　
　　劝高拱“走为上”，不过是张居正凭本心做了一件对朋友有利的事。
　　
　　其次在徐阶的离开上，王世贞《国朝献征录》上说，徐阶被隆庆冷落、不得已上疏求归时，“张居正不欲阶久居上，且与拱有宿约”，于是就秘密告诉大太监李芳，说徐阶这次是真的不想干了，由李芳向隆庆递话，导致徐的求去被批准。然而正史及其他笔记的上，并无此事的证据——王世贞是如何得知这些机密的？
　　
　　徐阶在内阁固然是压了张居正一头，但他走后，仍然有李春芳、陈以勤排序比张居正高，那么驱徐的意义又何在？如果说“驱徐”是实现“迎高”的宿约，那么这两件事相隔一年零四个月，似乎又不太可能有这种因果关系。王世贞在这里，恐怕又在想当然耳。
　　
　　再者就是赵贞吉被高拱驱逐，在明末和现代，都有人说是张居正挑拨所致。这倒是唯一能找到一点点事实的说法。也就是这其中透露了，在赵、高之争中，张居正的倾向非常明确。他为高拱出过主意，打过气，都有可能。当时两人已经处于联手状态，行动默契也不足为怪。
　　
　　之所以张居正要拥护高拱，前面已经讲过，是因为两人治国的理念相近。而就阁内的权力来讲，驱走了众人，高拱也未见得能给张居正以更大的空间。从后来的事情发展看，张居正完全知道这个道理。
　　
　　而赵、高决战的原因，是由隆庆要整治言官而引发。没有这个触动双方重大利益的事情发生，两人也不可能激化到这个程度。赵贞吉其实是被隆庆本人逼走的。说是因张居正进谗言、挑拨离间所致，无乃欲加之罪乎？
　　
　　还有更极端者，沈德潜言之凿凿地说：“盖隆庆一朝，首尾六年，与江陵同事者凡八人，皆以计次第见逐。”把责任全都归到张居正一人身上。
　　
　　我倒有些不明白了：张居正一个一个、没有原则地驱逐人，难道他会感觉很好玩？
　　
　　我看，张居正之所以遭非议，是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未被驱逐过。这又是一个“楚人无罪，怀璧其罪”的事例。
　　
　　张居正没被驱逐的真实原因，我以为，是由于他在内阁中当时的权力资源最小。大树徐阶已经倒台。他的裕王旧人身份，在内阁也没有什么可依侍的，因为就连淡泊内敛的陈以勤，在裕邸的资格都比他老得多。大太监李方本来可以做他的一个后盾，但可惜后来已经失势。甚至在他之后入阁的殷士儋，在“中官”的背景上也足可以让他气短。
　　
　　——这就是张居正在内阁的“末相地位”。其“末位”，不仅仅指的是入阁的顺序。
　　
　　这样的一个脆弱者，对高拱或对其他人来说，实际上是一个无害者。他因此而在这个淘汰机制中侥幸被保留。
　　
　　这就是庄子所说的，不材之木，才能终其天年。道理完全一样。
　　
　　高拱之所以惟独留下了张居正，撇开别的原因不说，这应该是最深层的一个原因。当然，高拱也恰恰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这就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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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庆一朝纷纷扰扰，张居正如履薄冰。但他还是做了一些事情。隆庆二年，徐阶走了以后，内阁与朝中官员空谈的习气略有减弱，张居正私心里还是颇欣慰的。在分别给几位朋友的信中，说了几次“近来士习人情，似觉稍异于昔。浮议渐省，实意渐孚”之类的话。
　　
　　如果徐阶还在的话，《明史》上说他“阴重不泄”，也就是闷着。大家想干点实事，很难。后来的首辅李春芳虽然无能，但他也宽厚，内阁多少就有了一点清爽之风。张居正那时已过不惑，年华已非常不禁老，他愁的就是，总有人“欲守故辙，骛虚词，则是天下之事，终无可为之时矣”。
　　
　　这是清醒者的痛苦。而盲者，就不会有看见深渊的痛苦。
　　
　　人们总以为，告别了嘉靖旧时代，一切就皆圆满，人人会自动成为君子国民。其实，新时代自有新时代的弊端。时代决不因为“新”就自动完美。旧的荒唐过去了，新的荒唐又生，人们只好又忍。张居正也痛感隆庆初政一年多过去，“风俗人情积习生弊，有颓靡不振之渐”。
　　
　　到七月徐阶一离开，八月，张居正跟着就上了一道《陈六事疏》。他要跟皇上陈述六件事。张居正在这个时候把这东西拿出来，是考虑了老师的面子，他不愿在徐阶在位时就表露出两人政见不合。
　　
　　这个奏折很有名，实际是张居正的全部执政纲领。一共有六条，无不切中大明吏治的要害，是他为重振帝国开出的六条良方。也就是：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
　　
　　他在万历年间当国十年所为，无不是按照这个既定方针办的。奏疏把明朝的问题看得入木三分，读起来相当之痛快。就像庖丁解牛，砉然有声。
　　
　　大明朝这个步履蹒跚的老牛，还真是就得张居正这样的人来捅它几刀。
　　
　　因为这个条陈是张居正后来十年新政的灵魂，所以我在这里就拣出几条来罗嗦一下。
　　
　　先说第一议“省议论”。
　　
　　他说，几年来我看见，“朝廷之间议论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为矛盾。”这就是所谓的“政多纷更”，老是自相矛盾。草民我觉得，譬如当今之日，一面斥不劳而获为大耻辱，一面百万彩票又为大光荣；一面娼家卖笑须游街示众，一面白衣天使又为野雉发套防病。若此，百姓又何所适从？
　　
　　张居正指出，“又每见督、抚等官，初到地方，即有条陈一疏，或漫言数事，或更置数官。”这是说新官上任时的情形。“漫言数事”，就是今日之“我来简单说两句”，这两句，简直就是滔滔不绝。此外一有新官上任，就不问青红皂白撤换中层干部，凡是前任所用，通通撤掉，或调来亲朋好友，或有拍马小人见机跟进，立刻就有官可做。庸官的套路，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张居正又指出，你看这种条陈，文辞华丽，看的人无不惊叹，不是说他有才，就是说他能干事，其实他小子刚到任，“地方利病，岂能尽知？属官贤否，岂能洞察”？不过是听了人家的风言风语罢了。时间一久，“简单说两句”说了些什么，恐怕他自己也忘了。
　　
　　张居正强调指出，要办事，就不要七嘴八舌。像现在有些人施政，一开始就没考虑周全，听到有人说什么就马上实行，没等见效，又因人言而止。弄得大家疑虑不定，旷日持久，难见成效。他主张，今后“欲为一事，须慎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行之。”就是考虑好了再干，干就要干到底。
　　
　　张居正还特别强调指出，皇上您应该叮嘱各部院衙门，今后要领会朝廷讲究务实的方针，一切汇报与报告，必须简单扼要；是非可否，你给我明明白白说清楚。全体干部要秉公持正，建立“诚行直道”的人际关系，以提高业务素质为要务。这样，干部管理才能有生气，队伍风气也才能起变化。
　　
　　★★★　　
　　
　　第二议，曰“振纲纪”。
　　
　　张居正说，我看近年以来，纲纪不严格，法律不起作用，上下都讲姑息，百事全都付之因循，“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曲迁就谓之善处”。法律所管的，居然仅仅是微贱小民；强有力者虽然违法乱纪，可谁也拿他们没办法。所有的纪律，反而是只有制定纪律的中央在执行，下面的官员，则有践踏法规之行而毫无畏惧之心。整个官场，因循守旧之风渐成，举手之劳就能解决的事情就是办不成。
　　
　　张居正指出，在处理违纪上，人情当然可以考虑但不能徇私，法律宜严格但不宜猛（严打之类的就不必要了）。我希望皇上奋起掌握国家命运的决断，把你的光辉照耀四方，申明法纪以严肃干部作风，掌握好权力以日理万机。
　　
　　张居正还强调指出，奖惩赏罚要统一于公道，而决不能徇私；政教号令一定要有中央来决断，而不要受那些空谈影响。凡是法律应该惩罚的，虽是权贵也不能宽恕；凡是受了冤枉的，虽是卑贱平民也必须纠正。这样，国家的体统才能正，中央才能有威严，下面的那些家伙，才能有守法意识。
　　
　　——张大人在这一点上，与商鞅、韩非等法家的思想有相似之处，比较相信法律严明的效力。所谓“法必明，令必行”（《商君书》），是他们治理不正之风的法宝。
　　
　　第三议为“重诏令”，也就是中央精神一定要贯彻好。
　　
　　张居正说，各衙门报上来要处理的事务，关系到各地方民情利害的，该衙门机关应考虑轻重缓急，按次序上报。中央交办的事务，必须抓紧办理，事情才不至于堆在一起。
　　
　　张居正指出，天子的号令，就如疾风霹雳，如果风也不能动，霹雳也不能击，那么可能连自然的进化都要滞住了，
　　
　　张居正强调指出，近来中央的命令多落实不了，抄发到各部之后，往往拖住不办。或是签一句“按中央精神办”就算完事，“一切视为故纸，禁之不止，令之不行”。中央指示下来，各地方官反应迟缓，甚至有查勘一件事十余年也查不完者。文卷堆积，多数被淹没掉了（多至沉埋）；可作证的人，一半都死掉了（半在鬼录），事情也查不出真相来了，最后使犯法的人漏网逃脱。
　　
　　张居正愤怒地问道：“国有不伸之法……人怀不白之冤，是非何由得明？赏罚何由而当？”
　　
　　张居正还特别强调指出，部院各衙门凡大小事务，接到中央命令后，数日之内，应尽快回复。事情比较清楚的，要做一个结论，不要再推到下面省里去议了。要是需要省里调查的，要严格立下一个期限，责令上报。部里设立登记簿，办的时候登记，办完后注销。超过期限的，要按违反制度论罪。这也将作为吏部考核干部的依据之一。这么干了以后，人人都会拼命尽职，事情就不会堆在一起推不动了。
　　
　　——史载，大明的官僚机构，到了嘉靖、隆庆这一代，凡有文件下来，官员都会签一个“照办”（钦此钦遵），然后就成空文。什么“照办”？哪个还来理会！一年里文件不知道有几麻袋，办没办，天知道！文件本身就是一张纸，它又没有知觉，这事是没人来管的。国家机构等于基本瘫痪。你看各层，都有官在位置上，也经常有一些“揖会”，传达这呀那的，但实际工作一样也推不动。
　　
　　人之初，性本懒吧？官员们有吃饭局、泡脚、剪彩的时间，却没有办实事的工夫。　　
　　　
　　第四是“核名实”，专门讲了用人标准，十分详尽。
　　
　　张居正说，臣每见朝廷用人的时候，吏部首长就要慨叹缺乏人才。窃以为，古今人才的人数和水平应该相差不远，皇帝使用赏罚之权驱使天下之士，什么样的人才得不到？而说“世无才焉”，臣不信也。问题就在于“名实之不合，拣择之不精，所用非所急，所取非所求，则上之爵赏不重，而人怀侥幸之心”。
　　
　　也就是说，提拔上来的干部，名不副实。选拔时没有用心考核，选来的并不是需要的人。于是皇帝对下的赏罚不分明，下面的人都怀有投机取巧心理。由此，可悲的局面就此形成：老牛和千里马同拉一车，两者都拖累得疲惫不堪；南郭先生混在乐队里瞎吹，如此，人才怎能不缺乏？事情怎能办得成？
　　
　　张居正指出，一般来说，器必试而后知利钝，马必驾而后知优劣，现在用人则不然，把一个人称做人才，却不通过实践检验；任命了某人之后，却不考核他的成绩；办砸了事情的，又未必给了适当的处罚。因此，荒谬也就产生了，质朴老实的，被讥讽为无用；大言无当者，以虚张声势窃得名誉；超群出众的，被说成是不合时宜；而拍马逢承的，则以假象欺世。
　　
　　有人虽有才干，却因为地位卑微而被忽视（一成为下属就越看他越无能）；而才干不怎么样的，因为有虚名而倍受尊重（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有那偶尔做成了一件事的，终身都能拿来吹牛；有人偶尔出了点差错，则议论纷纷一巴掌拍死。
　　
　　更成问题的是，官员往往在一个岗位任职太短，不等他干成什么人就走了。“更调太繁，迁转太骤”，当官的怎能有责任心？还有就是，对待干部太过讲资格，因而毁誉都不符合实际。
　　
　　张居正说，臣窃以为，“世不患无才，患无用之道”，没有好的选人办法哪里能行？如得其道，天下之士任皇家挑选，不可能挑不出适用的。臣愿皇上慎重赏赐，用人一定要考核其成绩，任命必须看准了人。有功于国家的，虽千金之赏、封侯之印，您也不要心疼；无功于国者，就是一个笑脸也不能给他。
　　
　　张居正强调指出，请皇上命令吏部，要严格考课之法，务求名实相符。凡京官三年期满、外官六年期满，都不得随便连任、滥给恩典。吏部必须明白开具“称职”、“平常”、“不称职”（原文如此）的评语，作为储备干部。至于官员的升降进退，一切以“功实”为准，不要被虚名所惑，不要拘泥于资格，不要太顾虑舆论，更不能掺杂个人爱憎，不要以一事概括其一生，不能以一点小缺点掩盖其大节。
　　
　　在京各衙门的副职，须要量才录用，长官一旦出缺，就以副职补上，不必另找（哪有那么多的外来和尚？）。部院本系统下属各省的官员，有熟悉规则、尽职尽责者，九年任满，吏部可以授予京官之职。级别高的可转任本部的司级、副部，其他级别可直接调用，部院就不必外找了。
　　
　　——张居正的这一议，相当重要，是他日后厉行“考成法”的蓝本。专制皇权下的知人用人，一直是令人头痛的问题。奸滑官吏，有看脸色吃饭、奔走逢迎的，往往官运亨通；干练下属，有埋头苦干、办事较真的，不是默默无闻，就是得罪人多，日久不得提拔。如此选拔，人心不服，队伍哪里会有士气？
　　
　　——鄙人亦曾见，有一类小吏，一心谋夺正职，闻正职当红，则整日满脸阴郁；闻正职失势，则笑语振动屋瓦。某时有巡按高官视察，立时笑面灿然，飞扑而上，务求印象深刻，以利来日提拔。平日则懒赴署内办公，踪影不见。偶有成就，则绵延三年喋喋不休。此类猾吏，实为巧伪，却又虚名在外。上司不明就里，为之吹嘘，则前途更为坦荡也。可见古之弊病，今仍遗毒，未知何日方能休。　

★★★　　
　　
　　下面来看第五议“固邦本”，何为邦本？国家之本也，就是老百姓富不富，社会稳定与否。这一条，江陵先生说得言辞恳切，逻辑严密，即使我们后来者聪明无比，也不得不服——原来古人什么都明白！
　　
　　这一条，也不无法家思想，法家，总是要讲强国、将实际的，出去那些不尽清理的严酷，我看法家的真理还是多一些。现在常说的“以人为本”就是管仲说过的，管仲是齐国成就霸业的功臣，他说：“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要想称霸王，大国崛起，不是多生产钢铁枪炮的问题，是怎么样以人为本的问题。我们来看张先生的教诲。
　　
　　张居正首先指出，我听说，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内（草民按，彼时之胡说，今日之真理也）。《尚书》曰：“民为邦本，本固定邦宁。”就算是古代大治的时代，也有外患和盗贼，但百姓却能安乐，丰衣足食。为什么呢？因为邦本深厚坚固，所以无虞。如果老百姓愁苦思乱，民不聊生，然后外患内盗乘机而起（江敬先生的意思是，这个因果关系不要弄反了）。安居乐业的老百姓一般喜好仁义，过不好日子的老百姓就容易为非作歹（危民易于为非），这是必然的（其势然也）。
　　
　　去年因为是元年减税一半，结果国用不足，边防开支又大，国库空虚，不得已派了四个御史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