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万维钢老师的《智识分子》

两个智识分子必备的思维工具

尺度
网上有个段子，说：王思聪他爸给了他八个亿，他赚到了四十亿，翻了五倍；我爸给了我五块钱，我买副手套去工地搬砖，赚了两百块钱，翻了四十倍。由此可见，我并不比王思聪差，只是缺少资金。这当然是玩笑话。财富的增加，是不能等比例放大的，大了，就不一样了。

在很多问题上，人们都容易犯等比例放大的谬误。大了，就不一样了。一只虫子从悬崖上掉下去，可能没什么大事；同样的悬崖如果是一只猫掉下去，可能会受伤；但如果是一匹马掉下去，可能就摔死了。动物的尺度越大，它承受的压强也就越大，所以小动物不怕摔，大动物很怕摔。

再举个例子，你用塑料建一个玩具桥，钢铁材质的玩具小汽车也能很好地在塑料桥上通过。但如果按相同比例放大，用同样的塑料材质搭建一个真实的桥，用同样的钢铁造一辆真实的车，这时候，塑料桥肯定就不能承载这辆车了。

再比如你有一家创业公司，全公司上下一共几十个人，基本上不需要怎么管理，绝大部分人都在干具体的事情。可如果你的公司的规模扩大了一百倍，成为了大公司，你要是还按创业初期的人员结构，等比例放大，那肯定是行不通的。公司人数越多，负责协调管理的人员就会不成比例地增加。所以说，尺度是一个重要的思维方式。要知道，大了，就不一样了。

这个规律不仅仅是个认识问题，而且有非常紧迫的现实意义。如果一个系统已经变得很大了，可是它还在使用过去小尺度的游戏规则，那就会出大问题。
为什么现在美国的政客不干实事，整天忙竞选，像个娱乐明星一样搞煽情演讲，靠演技争取民意支持？这个现象背后，其实也是个尺度问题。美国的政治制度是200多年以前设计的。1789年成立第一届国会的时候，众议院中总共只有65位议员，是按人口比例从全国各个州中选拔而来，而当时美国的总人口只有400万人。65个议员代表400万人口，平均每个议员只需要代表6万人。6万人是个什么规模呢？在今天的中国，也许一个公安分局甚至派出所的辖区就有6万人。从这6万人中选拔一个人，让他代表父老乡亲们去首都开个全国性的大会，一点问题没有。议员能够听到选民的呼声，选民也容易了解议员，没准都跟自己的议员握过手说过话。
后来美国人口越来越多，众议院人数也逐渐增加。可是到了一百多年前，众议院达到435个人的时候，人们意识到不能再继续增加议员了。四百多人开会吵来吵去已经很难达成决议，如果再上升到七八百人，那会就没法开了。于是当时立法，众议员人数从此就设定为435人。议员人数封顶，可是美国的人口总数还在不断增加。到今天的美国，每个议员需要代表超过70万人。面对6万人，那都是父老乡亲。面对70万人，那可能都是粉丝。议员们倾听民众的呼声以及和民众交流的方法变得和过去完全不同了。美国人现在有必要反思，200多年制定的这套体制，是否还适合今日的美国。

贝叶斯定理
贝叶斯定理是统计学上的一个概念，它是用来计算主观概率的。咱们就不说贝叶斯定理的计算公式了，它的核心思想，就是在做决策的时候，要时刻调整自己对事情的看法，千万不要非黑即白。

比如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你相信上帝吗？你信中医吗？你相信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吗？面对这些问题，如果我们把“相信”仅仅当成一个表态，那它的意义就相当有限，我们的观点完全不左右真理，也很难左右别人。“相信不相信”的真正意义，在于给我们自己的决策提供依据。

举一个例子，比如你听说大年初一去拜观音，能带来好运气。但你不怎么相信这件事，觉得拜观音带来好运的可能性顶多只有15%。但后来听说同事甲去年拜了观音，今年就升职加薪了，有了这个新信息，你就要调整一下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了，比如提升到22%。这时候如果同事乙又和你说，没用的，去年我和甲一起去的，我就没升职加薪。根据这个新信息，你对拜观音能带来好运这件事的判断，就又要进行微调了。这个例子就是贝叶斯定理的应用。

贝叶斯定理的精髓，就在于对新信息保持开放的态度，不断地修正自己的判断。既要广泛听取别人的意见，也不妄自菲薄。

至今还有很多人是坚持不看证据的，即使看到了与自己信念相反的证据，也会直接忽略这个证据，这样的态度实在是不适合求知。一个智识分子，应该拥有这种复杂的信念体系，时刻调整自己对各种事物的看法，要不断地变动自己的世界观。观点随事实改变，这就是我们从贝叶斯定理里学到的东西。